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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

(79)它强调的不仅是形式理性，而且是实质理性，是公共证成层面的可接受性。(13)[德]J.H.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6页。

叶会成：《在权威与自由之间：评耶夫·西蒙的〈权威的性质与功能〉》，《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4期，第181-195页。立法者应当鉴别出问题处境，即一些不可取或要避免的事态与结果，其中虽然会涉及价值判断，但并不旨在提出一种实质道德主张。(58)就一般法理学而言，它不处理特定的正义问题，涉及的是法律的最一般性质——权威属性。社会阶层在不断分化，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分化，人民群众之间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分歧。(75)这允许我们将特定的政治伦理立场与其结合，形成伦理法律实证主义，比如汤姆·坎贝尔就专门辩护了法律实证主义与权利、民主等价值之间的支持关系。

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协会不仅专门设立了立法研究会，还主办了官方杂志《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甚至如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所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一、秩序、正统与经典：法典化的中国价值 人类社会的法律大体经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19世纪，随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全球范围内第一波法典化在欧陆兴起，进而波及美国、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魏晋之际法典化自然而然首先是律令的法典化，以编纂律令法典为起点。总之，明清会典纂修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遵循特殊严格之程序，其大经大法的地位及效力不仅为朝廷反复宣谕和强调，而且在诸多实际行用的事例中得以体现，某种意义上说是明清王朝的大经大法根本法。由于儒家始终有从周的旨趣，《周礼》产生后，对周制的想象很快便转化为对《周礼》的推崇及实施的努力。

近代西方的法典化的兴起与理性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古代中国法典化某种意义上却是法律儒家化推动之果实。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

陈灵海：《〈大清会典〉与清代典例法律体系》，《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其次是贴例拟进，即司法机构在奏钞中拟定出处理方案，将检得之先例附于奏钞之后，作为处理依据，供最终评判之参考。律令的法典化伴随着律令分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

(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何况法典因其严谨之体系篇章、浓缩精炼之法条术语、蕴含之精玄法理，不仅足以包容承载国家基本及重要制度，更展现出之前单行法所不曾具有的水准与风范，由此，不仅被塑造为表征传统王朝正统的政治符号，也顺理成章被寄寓实现长治久安天下大治之厚望。隋文帝一受周禅，即迫不及待令大臣更定新律，显然是昭示天命和正统的政治考量，因为开皇元年律尚不完备，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显然是仓促所就，开皇三年律才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7)。(73)《清史稿》卷142《刑法一》。

⑦抚今追昔，古代中国的法典化何以发生？价值何在？ (一)法典化锻造统一法律秩序 价值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代表着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⑧。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40)。

律由令转化而来，律本来就是作为编辑加工后的稳定的令而出现的，它来源于令(36)，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律、令，在内容及性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形式上皆表现为单行法的形态，数量持续增加，内容庞杂繁复，是秦汉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秦汉国家对法律体系的完善，亦是围绕着对律令进行删修和整理而进行的。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纵然得意忘形，亦未为不可。另一方面，非刑事法同样是政治统治的有机部分，承担政治控制的部分功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71)(清)王明德：《读律佩觽》，何勤华、程维荣、张伯元、洪丕谟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无论条例、则例或事例，明清例的生成与先例关系极为密切：事例因事立法，一事一议，是在出现问题之后，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对策，经有关部门讨论，最后皇帝批准，形成事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终通过与实施，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行政诉讼法典的法典架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长为以部门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如检《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其时上谕或臣工讨论朝政、案件时援引《会典》作依据或重申其中规定者，竟多达数十例(48)。

⑩[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页。古代中国法典化肇始于律令法典之编纂，是历史演进自然之势。

则例较为简约和抽象，更具成文法规之形态，但则例许多规定源自事例，是对多个事例内容的概括和抽象。唐令设范立制，从正面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规定比较精炼，文字简洁，多为原则性规定，内容高度概括，抽象性、概括性较强。

古代中国的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传统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继而被视为中国正统之重要来源，承载了中华民族先人传承先王治道的理想，蕴含着追求善治的中国智慧，构成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渊源和本土资源。其各罪科法，原分首从，余人、亲疏、上下、尊卑、伦序、同姓、异姓、老幼、废疾、骂疾、监守、常人，并物之贵贱，轻重，赃之多寡、分否以及事情之大小、同异(70)，这些都会导致情之差异，都必然要求精确对应妥当之量刑，由于法典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也必然需要先例的辅助。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成熟于隋唐时代，以《唐律疏议》的完成及律令格式体系的成型为高峰。法国大革命前，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路易十四等国王和法律家努力将分散的旧法律组合成统一规范的法律体，实为近代欧陆法典化之起源。但这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式法典，围绕着六典的体例、内容，撰修人员之间意见不一，最终编成的唐六典仿《周礼》六官，以唐代诸司职官为纲，将相关令式分入职官名下，与唐玄宗当初的设想和要求并不一致，加之在内容上存在一些缺陷，因而未有明诏施行(53)。

②吉同钧：《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本文基本赞同会典为大经大法根本法之观点，并针对政书史书说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第一，会典纂修规格之高，非一般政书、史书可比。

自此，律令法典已不再只是君主一时命令之工具，而成为国家体制之承载、法律秩序之维系以及王朝正统之表征。唐代律令法典更为完善：唐律正刑定罪，条文数量缩减，结构严谨，类型化水平较高，整体性和统一性进一步强化，广泛使用参照省略补充条款援引条款的立法技术，由繁生简、由简驭繁，形式更为简练，内容却更为丰富周到。

(59)《宋史》卷199《刑法一》。虽然，元明清法律体系能否称之为律令体系尚存疑(34)，然魏晋律令法典产生后至唐宋时期的古代中国法律体系，大体可称之为律令体系无疑。

十六国及南北朝之际，中原战乱，南北分治，然南北各朝律令法典皆蔚为可观，尤其对北魏、北齐、北周等鲜卑部族来说，制定法典更被认为其承受中原王朝天命之标志，非如此不足以表明新朝已立、天命已改，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16)。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仅必然受到其所处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不可能不受到既有法律之影响。对成文法体系的完善及法典的实施来说，先例不可或缺，夫非例律并行不悖，律非例不行，例非正律不著之的据(71)。(74)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28)《晋书》卷30《刑法志》。(56)《晋书》卷30《刑法志》。

固然，单行法的无序涌现不可避免对律令法典的适用造成严重干扰。就中国而言，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时期，法典化则正式开启于魏晋之际，正如梁启超所言：及春秋战国，而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纂法典之事业，蚤已萌芽。

相传由孔子编定的《尚书》梳理了上古圣王的事迹与治国经验，撰成《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章。李秀清：《〈清国行政法〉点校前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